一、革命先驱，英勇无畏展豪情

吴禄贞：捍卫主权的爱国将领

吴禄贞，字绶卿，自号梦泽雄，汉族，1880 年 3 月 6 日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私塾老师，他自幼随父读书，勤奋聪敏，八九岁时便能下笔成文，稍长后喜欢诗词，尤其喜读岳飞的《满江红》，尚侠喜武，常舞剑耍刀，年少时就有着不凡的志向，8 岁时曾写下 “一拳打倒亚细亚，两脚踢翻欧罗巴” 这样气势豪迈的对联。

1895 年，吴禄贞的父亲吴利彬去世，家境逐渐衰败，他被迫到湖北织布局当童工，后因替女工抱不平，痛打工头而离开。1896 年，怀着为国雪耻的志愿，吴禄贞毅然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后又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孙武、傅慈祥等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成为挚友，他所写的《投笔从戎争先赴》一文更是得到张之洞的赞赏，被大量油印，在新军军营和武备学堂内广为散发。

1898 年，吴禄贞凭借优异表现被张之洞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骑兵科深造，成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在校期间结识了张绍曾、蓝天蔚，三人学习成绩突出，志趣不凡，后来被人们称为 “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时，吴禄贞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在横滨拜访了孙中山，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深深吸引，进而加入兴中会，决心以革命排满为己任，就此走上革命道路。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孙中山决定在珠江、长江流域乘势起义，派吴禄贞、傅慈祥秘密回国，与唐才常共同谋划，吴禄贞和秦力山指挥的自立军前军成为庚子年长江流域大举中唯一发难者，不过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吴禄贞重返日本继续学业。1901 年冬，吴禄贞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到武昌，却被张之洞扣押，然而在审讯时，吴禄贞凭借自己的见识和口才说服了张之洞，反而被委以重任，任武昌武普通学堂教习、会办，一时轰动武汉。他利用职务之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广泛撒播革命火种，秘密翻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散发到学堂、军队之中，还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秘密组织 “花园山聚会”，倡导 “秀才当兵”，使得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军，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文化程度。

1903 年，吴禄贞应黄兴邀请，同李书城、耿觐光等人前往长沙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湖南发起组织华兴会，积极协助黄兴制订在长沙起义的计划，筹划湖南独立。恰逢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急需用人，吴禄贞被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好友良弼举荐获准，黄兴劝他 “投身中央，伺隙而动”，吴禄贞便北上就职。1904 年 5 月奉调入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在京期间，他依旧与湖北志士暗中保持联系，在刘静庵被捕后，还曾竭力援救。1906 年，吴禄贞赴新疆伊犁考察新军，因忤逆陕甘总督升允，被撤去监督差使，扣留于兰州。

1907 年，日本妄图趁机吞并中国延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大片领土，即所谓的 “间岛” 地区。吴禄贞提出 “筹边之道，贵在知边” 的主张，被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接纳，随后被派往延吉调查边务，任延吉边务帮办。8 月，吴禄贞得知日人已在间岛附近集结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并与当地民团首领韩登举取得联系，经过妥善布置，他向日本头目斋藤季治致信要求交涉。交涉当日，韩登举率队伍远远布阵，斋藤以为中方早有充分准备，心中忐忑，不得不引手下撤出中国边境，还不禁感叹：“中国尚有人在，如吴禄贞者，不可欺也。” 此后，吴禄贞在边务工作上继续发力，绘成《延吉边务专图》，并撰写了 10 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这一成果后来成为中方在谈判中的有力依据。1909 年 5 月，吴禄贞升任延吉边务督办，并任陆军协都统，后来清政府根据吴禄贞调查的边务报告和他起草的长达万余字的《逐节申辩节略》，迫使日方签订《图们江中韩边界条约》，吴禄贞也因此功绩被誉为 “间岛英雄”，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备受国人敬仰的爱国将领。

1911 年 10 月，清政府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命其带兵攻打山西革命军，然而吴禄贞却与山西革命军取得了联络，并制定了燕晋联军起义的计划。1911 年 11 月 5 日，吴禄贞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扣留了清政府接济袁世凯在湖北镇压革命军队的一列军火，可就在起义计划积极筹备的关键时刻，11 月 7 日，吴禄贞遭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叹息。吴禄贞被害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令以陆军大将例赐恤，表彰他的功勋，1912 年 3 月 14 日，黄兴等人还在上海张园为吴禄贞举行了追悼会。

吴禄贞一生为革命事业奔波，不仅在捍卫国家主权上有着卓越贡献，还与黄兴等人领导了长江流域的第一次起义，创建了武昌花园山聚会，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更是 “中央革命论”（主张在清政府的心脏北方地区发动起义）的倡导者、同盟会重要成员，被孙中山赞为 “盖世之杰”，其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世之人不断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许白昊：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许白昊，1899 年 8 月 4 日出生于湖北应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命运多舛，8 岁开始私塾启蒙，后入应城高等小学堂念书，18 岁到省城求学，不久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前身）。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在武汉风起云涌，学校所在的昙华林地区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激荡之地，五四运动爆发后，这里更是成为了五四运动在武汉的发源地和中心，许白昊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行动，因其表现突出，被湖北军阀当局驱逐出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毅然放弃学业，踏上了专门从事劳工运动的道路。

1919 年秋，许白昊辗转来到上海，进入上海机器厂做技术工人，1920 年 11 月，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许白昊成为会员，积极参与工会活动。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应运而生，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专门机构，不久，许白昊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成员李启汉的介绍下，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组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白昊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化名许赤光，与张国焘、邓恩铭、林育南等人秘密赴会，会议期间，许白昊系统学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回国后不久，许白昊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上海工人运动之中。

1922 年 5 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许白昊代表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出席会议，并在会上提出 “铲除工界虎伥案”（虎伥即工贼），展现出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决心。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安排，许白昊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后改为武汉分部）担任领导职务，来到武汉这片他革命生涯的主战场，迎接他的便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时，汉阳钢铁厂工人正在为组织工会而与厂主、军阀展开抗争，厂主与军阀萧耀南相互勾结，用武力封闭了工会，工人们愤怒不已，遂以罢工表示反抗，许白昊积极参与并指导了这次罢工。在罢工过程中，许白昊充分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对工人运动的深刻理解，他深入工人之中，与工人一道劳动、谈心、交朋友，培养了一批工运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成立全厂工人俱乐部，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士气。然而，军阀萧耀南见状极为恐慌，第二天就派遣了数营武装军警把汉阳钢铁厂团团围住，同时在厂内驻军，全厂戒严，禁止工人集会，封闭了刚刚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还到处搜捕工运积极分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白昊和林育南、林育英（即张浩）等在武昌大堤口利群毛巾厂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议应对之策，他们认为肖耀南的行为是对刚兴起的武汉工人运动的恫吓，必须坚决回击，于是议定 7 月 23 日汉钢全体罢工，发动武汉各工团声援汉钢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向本埠和外埠大报馆发布消息，揭露肖耀南镇压汉钢工人的罪行。不久，武汉地区 20 个有影响的工会、俱乐部联合成立武汉临时工团联合会，许白昊、林育南被推为临时工团联合会的负责人。

7 月 23 日，汉阳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可第二天，工厂熔铁炉的大烟囱仍在冒烟，原来是熔铁炉的工头韩老三被厂方收买，不服从罢工委员会的命令，欺骗工人继续生火熔铁，而熔铁炉作为厂里的关键部位，若不熄火，将影响整个罢工行动。许白昊当即召集书记部和汉钢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会议，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思考后，决定把熔铁炉的火暂时熄下来，迫使厂方迅速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在讨论具体办法时，林育英提出 “对工贼不能太文，对工友不能太武，以免引起以后的不和气。现在坏的是韩老三个人，并不是熔铁炉的全体工友，所以我以为只提一个‘打倒韩老三’的口号就行了”，随后，钢厂附近的大街小巷和熔铁炉周围都贴出了 “打倒韩老三！” 的大标语，经过工人们的串联，熔铁炉的工友们很快认清了韩老三的嘴脸，也纷纷贴出 “打倒韩老三！” 的标语，吓得韩老三装病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熔铁炉一熄火，炉内铁水和熔铁炉将会凝在一起，熔铁炉面临报废的危险，资本家不得不接受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全部条件，历时五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汉口扬子机器厂、英美烟厂、花厂的工人，以及京汉、粤汉铁路的工人，也纷纷组织俱乐部和举行罢工，截至 10 月，武汉已经建立了 23 个工会组织，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于 10 月 10 日成立，许白昊被选为联合会秘书和组织副主任委员。

1922 年 8 月 10 日和 1923 年 1 月 5 日，许白昊先后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第二、第三次筹备会议，1 月 31 日晚，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盛典。然而，军阀吴佩孚派出大量军警，驱赶工人，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面对反动势力的蛮横阻拦，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 2 月 4 日起举行总罢工，许白昊领导湖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积极援助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决定在京汉路罢工无法取得效果时，全省工人一致罢工援助。但这次罢工遭到了军阀萧耀南的疯狂镇压，派兵包围工会住所，大肆屠杀，继而工团联合会亦遭封闭，由于残暴的军阀以武装力量不断向工人施压，总同盟罢工相继失败，各工会首领遭到拘捕，许白昊当时虽侥幸逃出军阀之手，但也被四处悬赏通缉，武汉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一切工作由公开转为极秘密的状态。

后来，因被工贼告密，许白昊在寓所与其他同志数人同时被捕，被判处十年监禁，数月后，冯玉祥在北京倒戈，吴佩孚失败，许白昊与其他同志数人得以乘机出狱，可他并未因之前的遭遇而畏惧，仍毅然回到武汉继续工作，着手重建工会工作与党的组织，将工团联合会改组为 “武汉工人代表会”，吸收工人中最先进的优秀分子参加代表会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时刻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1926 年 3 月，许白昊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武汉工人遭受的厄运》等文章，指导武汉工人运动向前发展。

1927 年，许白昊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是对他多年来为工人运动奉献的高度认可，他还曾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地委、中共湖北区委、湖北全省总工会、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重要负责人。无论担任何种职务，许白昊都始终洁身律己，清廉自守，他的父亲曾到汉口看望他，临回家前，许白昊塞给父亲一些路费，当父亲买好车票时，发现剩下的钱仅仅够买一杯茶水，可见他公私分明，绝不因私挪用公款，哪怕当时他身为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手里掌握着大笔革命活动经费，也未曾有过丝毫动摇。1927 年，许白昊调至上海工作，临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将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一并交给接任者，后来听说这笔经费在使用中出现问题，他心急如焚，马上和项英、刘少奇联名给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清查这笔款项的下落，一定要给全省工人同志一个清楚的交代，尽显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清正廉洁的风范。

到上海后，许白昊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此时的上海，刚经历蒋介石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形势极其严峻，但许白昊毫不退缩，依旧夜以继日地奔忙于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整合失散革命力量、组织发动各工厂同盟大罢工等工作中。1928 年 2 月 17 日，许白昊出席上海总工会在黄浦区新闸路召开的秘密会议，却因叛徒告密，当场被捕，翌日被转解到龙华监狱。

在狱中，许白昊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他利用一切机会，秘密成立狱中地下党组织，设法保护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带领狱中同志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引起狱中敌人的极大恐慌，还同敌人展开不同形式的坚决斗争，挖出了敌人有意放进狱中指认和诱供的大叛徒唐瑞林，并写下了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的壮烈诗篇。1928 年 6 月 6 日，许白昊英勇就义，临刑前，狱中的同志问他有什么要交待的，他泰然自若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将来出去继续革命工作。” 年仅 29 岁的许白昊，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为工人运动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

二、军政豪杰，乱世之中显担当

徐海东：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

徐海东，原名元清，1900 年 6 月 17 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祖辈六代以烧制陶器为生，家境贫寒。1925 年 4 月，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身北伐战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家乡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并在同年 11 月率领农民武装支援黄麻起义。

土地革命时期，徐海东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韧的革命意志。1931 年，他参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 “围剿” 作战。1932 年秋，在第四次反 “围剿” 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北川后，徐海东担任重建的第 25 军副军长兼 74 师师长，率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难奋战。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进行战略转移，于次年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 年 9 月，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徐海东担任新组建的红 15 军团的军团长，11 月参加毛泽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彻底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 “围剿”。

长征过程中，徐海东所率的红 25 军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部队势如破竹，且越打越强，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队伍。在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妄图夺取党的指挥权、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搞分裂时，徐海东所在的 25 军名义上虽属红四方面军，但他坚决执行中央决策，先一步抵达陕北建立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抵达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人困马乏、物资经费匮乏，而徐海东的部队相对兵精粮足，他听闻中央困难后，慷慨无私地将自己军团多出来的钱财与物资全部奉献给中央，帮助中央红军渡过难关，传为历史佳话。

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4 旅旅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后转战山西，抗击日军发动的 “九路围攻”，指挥温塘、町店等战斗。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时刻身先士卒，先后 9 次负伤，仍带病带伤指挥战斗，被誉为 “徐老虎”。不过，因长期转战南北、连续作战，徐海东积劳成疾，1938 年便回到延安休养，后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 年冬，他指挥周家岗战斗，取得反 “扫荡” 的胜利。1941 年病情加重后，徐海东主要进行治疗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海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5 年，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 “八一勋章”、一级 “独立自由勋章”、一级 “解放勋章”。毛泽东称赞他是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邓小平评价他 “对党有一颗红心”，江泽民称他 “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徐海东根据多年作战经验，还总结了一套军队建设思想和战略战术，并著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生平自述》等作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财富。

王新亭：军政兼优的杰出将领

王新亭于 1908 年 12 月 23 日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县（今孝感市）王家岗村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家庭。7 岁时，他在村里读私塾，之后上小学，12 岁起便开始干农活，还当过学徒和店员。1926 年，王新亭在家乡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展现出对革命的热情与追求。

1930 年春，王新亭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他先是担任连教习（政治教员），后接任连指导员，开启了军队政治工作生涯。在这期间，他参与了诸多战斗，如 1930 年冬红 1 军主力攻打湖北新洲之战，连队缴获大批枪支、军需物资以及金银首饰后，王新亭凭借在当铺当店员时学到的辨别古董字画真假的本事，辨认出金首饰，拿去当铺换钱为战士做棉衣、发零用钱，被战士们称为红军的 “鉴宝师”。

土地革命时期，王新亭历经多次重要战斗与军事行动。红 1 军与红 15 军合编为红 4 军后，他先后担任第 10 师 30 团团部书记、政治处主任等职，参与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1932 年 10 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参与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在川陕苏区反 “三路围攻” 后，任第 12 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该师扩编为红 9 军，他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并策划出版该军小报《不胜不休》，还参与了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和川陕苏区反 “六路围攻”。1935 年嘉陵江战役后，王新亭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亲自写讲课提纲为学员讲授政治课。1936 年，又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31 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王新亭先后任八路军第 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386 旅政治委员兼太岳军区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多次率八路军工作团和部队到太南和冀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8 年，他先后参与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这几场战斗三战三捷，大振八路军军威。同年 8 月下旬起与陈再道指挥发起漳南战役，后与杨得志统一指挥漳南兵团继续向豫北挺进，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南北近 50 公里地区内的伪军、土匪和反动武装，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对敌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王新亭也重视政治攻势，1941 - 1942 年日军对太岳军区推行 “治安强化运动” 并疯狂 “蚕食” 时，他作为太岳军区党委成立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了多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攻势，充分调动敌占区人民群众，动摇和瓦解了伪军、伪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王新亭率部配合主力部队实施上党、白晋、闻夏、同蒲、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1947 年 7 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8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围攻运城失利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于 12 月采取坑道爆破、多路突击战法攻克运城，歼敌 1.3 万余人。1948 年 3 月，率部参加临汾战役，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主攻方向和作战部署，再次成功采用坑道爆破法，于 5 月拿下临汾，歼敌 2.7 万人，拔除了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所部第 23 旅被中央军委命名为 “临汾旅”。此后，又率部参加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均出色完成任务。1949 年，担任第 18 兵团第 60 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第 18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参加扶郿、兰州、秦岭、成都等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

建国之后，王新亭继续在军队建设等方面发光发热。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代理司令员兼第二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上将之一。他长期投身我军的正规化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贡献诸多力量，是一位军政兼优、能文能武的杰出将领，在我国军事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文化翘楚，笔墨之间留芬芳

丽尼：影响深远的散文大家

丽尼，原名郭安仁，1909 年生于湖北孝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散文家，其家乡如今的行政区划为孝昌县。他有巴金为其编选的《白夜》和《鹰之歌》两本散文集存世，一生在文学领域耕耘不辍，留下了诸多宝贵的作品与深刻的文学印记。

丽尼的早年经历颇为波折，他兄弟 4 人，其中一人早逝，兄弟们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此后他也未曾回过故乡。在武汉读中学时，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此后他一度在上海劳动大学旁听，并坚持自学。1930 年前后，他辗转于福建、武汉等地教授英语，维持生活的同时不断积累学识与阅历。

1930 年，丽尼来到上海，投身于创作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参与到进步的文学活动之中，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同为文学的进步发声。1935 年，更是迎来了他文学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与巴金、吴朗西等人共同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众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搭建了平台，助力文学事业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传播发展。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丽尼在武汉国民党一军事译著机构担任翻译，创作生涯被迫中断。但即便身处动荡岁月，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也未曾消减。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外，他还主要在武汉、北京的一些文学艺术编译部门工作，并且担任《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编辑委员。1950 年，他担任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后历任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65 年，丽尼前往广州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继续在教育一线传授知识、培养人才。

丽尼的散文作品独具魅力与风格，情感真挚、诗意浓郁、内涵丰富、语言生动形象。其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春的心》，把对理想的追求寄托在寻找春的怀中的桃花的咏唱中，虽当时关注的人并不多，但也展现出了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独特才情。创作于 1934 年的《鹰之歌》则是他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品，有着颇高的文学价值。而创作于 1938 年的《江南的记忆》，更是其散文的压轴之作，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这篇作品中，他写道：“我记忆着那土地。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车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几个大字：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 巴金也曾对这篇散文赞不绝口，感慨道：“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丽尼在散文创作中还善于运用象征、第二人称叙述等多种修辞手法与表达方式，让作品更具感染力与艺术价值。比如他的很多散文篇章中随处可见议论抒发的言词，总是毫不遮掩、不失时机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像《悲风曲》《海夜无题曲》等都是其内心情感的直接表达，倾诉着对逝去之人的怀念等诸多复杂情感。同时，他也常采用第二人称直接的抒情方式，在诸多篇章中，用第二人称直接抒发自己对逝去的爱人、朋友、亲人的思念、眷恋、追忆之情，或浅吟或低诉或呼喊或追悔，让读者更能深切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加强了 “私语” 般的温柔性、亲切性。

丽尼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在翻译领域同样贡献突出，译著有长篇小说《田园交响乐》《贵族之家》《前夜》《天蓝的生活》等，还著有《俄国文学史》，以及文学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苏瓦洛夫元帅》等，为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可惜的是，在 “文革” 期间，丽尼遭受迫害，1968 年 8 月病逝于广州，不过在 1978 年 9 月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尽管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却长久地在文学的星空中闪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后来的文学创作者，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张国藩：教育领域的先驱人物

张国藩，1905 年 12 月 16 日出生于湖北省安陆县北大乡大花店张家湾的一个中农家庭，是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在教育、物理学等诸多方面有着卓越贡献的先驱人物，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国藩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深受人们爱戴。他早年勤奋好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海外深造后毅然回国投身教育与科研事业，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与发展。1930 年，他毕业于沪江大学，1933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1935 年获美国及衣阿华大学工程博士。自 1935 年回国以来，他先后任教于天津北洋工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陕南西北工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天津津沽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曾任西北工学院航空系主任、北洋大学物理系主任兼航空系主任等职务，教过《理论力学》《光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振动力学》等诸多课程，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子，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国藩在教育领域有着诸多开创性的作为，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工科院校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1952 年，中央决定将天津大学调整为 “多科性工业大学”，张国藩与刘锡瑛任天津大学调整筹委会副主任，积极组织新校区的建设工作。通过这次调整，天津大学下设机械、电力、电信、土建、化学、纺织、水利 7 个工程系，不仅为学校今后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天津大学在调整中调出了一些院系，有力地支持了一批新院校的建设，成为新中国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的 “孵化器”。从 1952 年到 1956 年，他精心组织了天津大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使得学校有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这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了不起的系统工程。

在担任天津大学校长期间（1957 - 1966 年），张国藩更是将自己的治校理念融入到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之中。1958 年，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后，时任天津大学第一副校长的张国藩撰文阐述了《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的问题，发表在同年 9 月 1 日的《光明日报》上，文中提到 “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至所谓学制等等，我们都要以新的眼光来衡量。学生不但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生产实际技能。大学不光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地方。达到这些要求的大学就是一个好大学”。在他的引领下，天津大学的发展紧密贴合国家发展的需求，1959 年，天津大学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首批国家重点大学。

张国藩深知科研对于高校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旧中国的大学重教学、轻科研，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所以积极推动天津大学的科研工作。上世纪 50 年代，天津大学的科研工作在他的带头引领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身先士卒搞科研，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和实验室建设为改革开放后天津大学建设成为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奠定了扎实基础，自此，科学研究工作成为天津大学整体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还十分注重将教学科研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相结合，1963 年 3 月，他主持制定了《天津大学科学研究 10 年规划轮廓设想》，从全校 199 个科研方向中选出了 22 个科研重点方向，这对天津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长期且重要的作用。

尽管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繁多，但张国藩始终坚持参与教学第一线的工作，教学上认真负责，讲求科学精神，常常亲自参加教学研究，亲自设计典型教学计划，还率先垂范，带头上讲台为学生们授课，提出了 “少而精”“少到好处、精到妙处” 的教学思想。除讲授课程外，他还经常举办讲座，及时介绍和传播新知识，如作以 “原子能与原子弹简说” 为主题的讲座等，深受教师欢迎。同时，他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助教听课、备课，还常常有计划地留出几章让助教来上课，自己则在课堂上听其讲课，课后再与其共同讨论如何改进教学，常对青年教师们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 “长” 字辈和 “小” 字辈之分，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不少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术骨干或是学校的各级领导。

此外，张国藩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贡献，尤其在分子物理、原子物理以及湍流理论方面，例如他主张从物理方面研究湍流的本质，抵制国际上流行的湍流的困难在于解纳维尔 - 斯托克斯方程的数学困难的观点；提出湍流温度的比拟概念，把湍流与分子运动论作比拟，相关论文还被国际著名学者的名著所引用。

张国藩不仅专注于国内的教育与科研工作，还积极投身国际交流，为促进不同国家文化艺术的互鉴和理解贡献力量，也因此被捷克政府授予扬・马萨里克银质奖章。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科研等事业，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堪称教育领域一座令人敬仰的丰碑。

四、和平使者，助力解放谱新篇

耿伯钊：推动武汉和平解放

耿伯钊（1883－1957），字觐文，湖北安陆人。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在近代历史的诸多重要阶段都留下了深刻印记。

早年的耿伯钊勤奋好学，1898 年便中了秀才，后考入武昌经心书院。1903 年乡试中副榜，任德安府各属同乡会文书，并参与主持武昌花园山所设秘密机关，同年还应邀参加筹组华兴会，展现出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热情与担当。1904 年，他自费留学日本，进入士官学校骑兵科深造，在这里，他不断开阔眼界，接触到诸多先进的思想与理念。次年，耿伯钊加入同盟会，还组丈夫团并担任主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革命志向，积极为推翻封建帝制而努力。

从日本学成归来后，耿伯钊在军事等领域有着诸多任职经历。1908 年任南京讲武学堂堂长，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北洋军事杂志》总纂、陆军部军事编辑等职。1911 年任西军指挥舒兴阿的副官长，武昌起义后，他返京谋划策应，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军事秘书兼陆军部顾问官，南北议和后任南京留守府参谋长兼第一处处长，后随孙中山至京与袁世凯商议国事。1913 年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兵站总督，参与沪军讨袁，虽然这次讨袁最终失败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与勇气却未曾消减。此后他又经历了赴日、归国等诸多辗转，在不同岗位上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曾任职于黎元洪总统府，后来又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湖北省电信监督、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参军处中将参军、鄂豫皖 “剿总” 党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而在武汉解放前夕，耿伯钊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身为 “华中剿总” 总司令的白崇禧，一面力拥桂系首领李宗仁上台，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一面利用湖北等地的实力派和民主人士以民意机构的名义发动 “和平运动”，以求与中国共产党 “划江而治”，同蒋介石集团 “三分天下”。耿伯钊与张难先、李书城等辛亥元老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以及民众对于避免战火的渴望，于 1948 年底发起湖北和平运动。1949 年上半年，耿伯钊就和张难先、李书城等 9 人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联名给华中 “剿匪” 总司令白崇禧写信，要求保全市区水电、防御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设备，并保障三镇市民生命财产和青年学生安全，为武汉的和平稳定积极奔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了武汉和平解放，使得这座城市免受战火的摧残，让百姓能够平稳地迎接新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耿伯钊继续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湖北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地方的发展出谋划策，奉献自己的余热，深受人们敬重，其一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出的诸多贡献，也永远铭记在历史之中，激励着后来人不断为家乡、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拼搏奋进。

晏道刚：投身抗日与迎接解放

晏道刚（1889 年 —1973 年），亦名殿翘，字祖荣，湖北汉川人，出身于农家寒门，但自幼勤奋好学，有着不凡的志向与抱负。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晏道刚就读于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在这里开始系统学习军事知识，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宣统三年（1911 年）7 月，他以学生军排长入伍，随后便积极参与了武昌起义，在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开启了自己投身革命与军事活动的漫长历程。此后，他先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科、陆军大学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凭借着优秀的军事素养和才能，任湖北督军署参谋、两湖巡阅使署参谋、陆军第二师参谋处处长等职，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断积累军事经验，提升自己的能力。

北伐战争时期，晏道刚成为老蒋阵营的骨干力量，这既得益于他自身确实具备优秀的军事才能，同时也离不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与重用。尽管他曾在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办公室主任兼第 8 期第 1 总队总队长时参加了唐生智的 “倒将” 活动，但蒋介石不计前嫌，依旧对他委以重任，1931 年让他担任南昌营行第 1 厅的副厅长，到 1933 年时，更是任命他为自己的侍从室主任，这个职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需要深得蒋介石信任之人才能担任，由此也可见晏道刚当时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地位。

1935 年秋，蒋介石把 “鄂豫皖剿匪司令部” 迁到西安，并更名为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晏道刚为西北行营参谋长，一是要他协助东北军对付红军，二是让他监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是否有不轨行为。1936 年 2 月，晏道刚来到西安履职，然而在与张学良的接触中，他发现张学良有着比较严重的抗日倾向，对围剿红军反而力不从心，而晏道刚为与张学良等搞好关系，对东北军军人存在的这种倾向并不反感，而是同情，所以在任参谋长时，他一面劝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意图，一面也劝蒋介石对张学良不可压制过甚，也正因如此，他忽视了对东北军及张学良的监视。谁也没想到，1936 年 12 月 12 日 “西安事变” 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等人，这一事件让整个国家一时陷入短暂的混乱，震惊了世界。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渎职罪将晏道刚扣押了 8 个月，并下令 “永不录用”，晏道刚瞬间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沦为跌入万丈深渊的罪人。

不过，抗战全面爆发后，被关押了 8 个月的晏道刚在何应钦的保释下，重新得到启用，先后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等职，在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期间，他主持抗日军队军火接济调配工作，为抗战前线的物资供应保障做出了积极贡献，确保军队能够有充足的军火与日军作战，在抗击外敌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晏道刚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走向反蒋阵营。1946 年回武汉闲居后，他先是联系上了民革，担任了民革驻武汉特派员，积极参与民革地下组织活动；后来在 1948 年，他接受中共江汉二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领导，参与到迎接解放的工作之中，还曾策动汉口市长晏勋甫设岗哨维持武汉治安，为武汉的和平解放以及解放后的稳定有序贡献了力量。